上海延安中路（原福煦路）504弄多福里21号，一个标准的石库门门洞，水泥质地的门框简洁流畅，门楣以凹凸块状和线条勾勒，显得简约而庄严。
多福里是一条建于1930年的“新式里弄”，砖木二层结构，总计66幢，两边按六排行列式布置，比早期建造的里弄相对宽敞一些。这里地处公共租界，属于英美势力范围，地段优雅，建筑时尚，住客着装大多为西装旗袍，甚是体面。1937年3月，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将军”、着名“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携夫人赵瑛住进了21号石库门，于是多福里21号对外遂称“李公馆”。
李克农此行的任务，是在上海秘密设立中国工农红军上海办事处。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开展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在南京、武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西安等地，公开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上海在原先红军驻沪办事处基础上成立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地点就是在21号李公馆，这里是党在上海成立的公开活动机构。“八办”团结上层人士，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出版各种宣传刊物，全面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政策和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果，成为党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联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公开阵地。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八办’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39年11月撤销。”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陈彩琴告诉记者，“‘八办’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全民族抗战初兴的特殊岁月，其上层统战工作和抗日宣传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为中共上海党组织的重建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发动各界救亡图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同仁合影
8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指出此时“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地、切实地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这种统一战线的名义，可依照各地方的情形来决定，如救亡协会或援助抗战委员会等”。两个多月后，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上海全面抗战氛围高涨，抗日救亡、同仇敌忾成为社会各界共识。中共党员胡愈之、钱俊瑞等人与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广泛联络，酝酿建立抗日救亡的团体。7月28日，上海文化界500多人集会，宣告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协”），选出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茅盾、巴金、黎烈文、欧阳予倩等83人为理事，后又从理事中推选胡愈之、钱俊瑞、周剑云、张志让、周寒梅、谢六逸、沈兹九、萨空了、顾执中、蔡楚生、欧阳予倩、诸青来、潘公展、陶百川、叶灵凤等15人为常务理事。
“文协”成立后，即向当局申请注册并获得核准，成为最早的具有合法地位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许多共产党员加入了“文协”，除了胡愈之、钱俊瑞、茅盾外，还有梅益、王任叔、于伶、黄一然、戴平万、冯定、唐守愚、殷扬（扬帆）、汪光焕、朱启銮、郁风等人。“当时，上海群众救亡运动的中心——文化界救亡协会影响广泛，活动也比其他各界为早。它采取国共合作的合法形式开展活动，也就是说，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上层机构由国共两党各派人选组成，而对基层和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则牢牢地掌握在我地下党手中。”“文协”会员扬帆在《抗战初期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回忆》一文中评价说。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游艺界救亡协会、上海漫画界救亡学会等作为团体会员先后加入“文协”。到8月底，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团体会员达73人，个人会员达251人，是当时文化界联系最广泛且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和领导团体，成为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
受“文协”的影响和带动，上海市教育界、妇女界、职业界、学生界、工人界救亡协会相继建立，原上海各界救国会也相应扩大改组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 （简称“各协”），以各个救亡协会理事会代表联席会议的形式，作为组织全市性群众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机构。“各协”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以“扩大群众救亡运动，争取抗战胜利”为中心任务，在群工二委和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推动下，依靠基层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基层群众，深入抗敌一线，建立起数以百计的募捐队、慰问队、救护队、运输队、战地服务队，积极投入救国献金、捐献慰劳品、救护伤员、安置难民等各种抗日支前活动。
“在淞沪抗战的3个月中，党的上海组织以群众性统战组织‘各协’为重要平台，创造性开展工作，既最大限度地团结了爱国群众，又确保了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权。”上海抗战研究会会长、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云说。
团结凝聚抗战力量
“八办”是1937年8月公开设立的，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先后任主任。对于“八办”的主要工作，刘少文后来在《关于一九三七年上海“八办”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这样说：“当时主要同上层进步人士（如宋庆龄、何香凝等）及党派（如救国会）和救亡团体联系，同新闻界，如《申报》等的联系；同时也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有联系，并同他们交换情报。”

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旧址
那时，潘汉年曾以中共代表和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双重身份与宋庆龄、邹韬奋、郭沫若等着名人士联系，与国民党市政当局洽谈、协调，以国共合作的形式拓展上海抗日救亡工作的阵地，与上海地下党密切配合，将救国会扩建为抗日救亡协会，扩大了党的群众工作基础。
“七君子”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获释，潘汉年又同刘少文一起去看望沈钧儒。沈钧儒感激不已，代表“七君子”向潘汉年表示：“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
在上海沦陷之前，“八办”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全面安排上层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问题。郭沫若、沈钧儒、沙千里、胡子婴、邹韬奋等着名爱国人士的安全撤退，都是潘汉年、刘少文一手经办的，夏衍也参加了进去。关于这一段经历，夏衍曾回忆道：“就在上海沦陷这一天，潘汉年要我到办事处去，他和刘少文一起，正在和沙千里、胡子婴谈话，我参加了进去，只听得胡子婴在说：‘目标最大的，是沈老（钧儒）和（邹）韬奋，日本人和汉奸是会下毒手的。’显然，他们分明是在讨论头面人物从上海撤退的问题……”
对于在沪上层爱国人士的安全撤离一事，中共中央一直予以极大的关注。1937年10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就致电潘汉年，要他协助宋庆龄等人撤离上海去香港，潘汉年立即将电文送到宋庆龄那里。后因宋庆龄尚有些重要工作需要处理，暂时无法离开。不久，潘汉年又收到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催促宋庆龄速离上海去香港的电文，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员李云向宋庆龄转达。12月23日，宋庆龄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陪同下，乘坐德国邮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在郭沫若、沈钧儒、邹韬奋、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相继撤退之后，潘汉年才松了一口气。
上海沦为“孤岛”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转入半公开或秘密状态，同各抗日团体的上层人士保持联系，通过各种方式传达党的政策、主张。中共江苏省委文化界运动委员会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于1938年1月21日以英商名义出版《每日译报》，宣传和介绍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1938年8月23日起，《每日译报》连续登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引起租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9月4日，每日译报社又出版了单行本，深受租界民众欢迎。

报载“星二”聚餐会通过救亡协会的名义发起“节约献金”等活动 
通过“八办”和“各协”党团的组织联络，由各界社会名流发起的“星期聚餐会”应运而生。如工商界“星五”聚餐会，文化界“星三”聚餐会等。其中发挥上层领导核心作用的是“星四”“星二”聚餐会。“星四”聚餐会经常在会员家中聚会，“星二”聚餐会则经常借南京路西侨青年会、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或三北轮船公司俱乐部举行。后来，为了防止敌伪破坏，开会地点严守秘密，几乎每次都要调换地方。每次聚餐会都有中心议题，组织专题发言人，常聘请中外学者、专家出席演讲，介绍时局变化、抗战形势，参加者自由发言、各抒己见。开会时，有时也请关心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朋友如埃德加·斯诺夫妇和当时在工部局工作的路易·艾黎等人参加。
“上层聚餐会公开名义是‘社会名流联谊聚餐会’，联络感情，交流信息，研讨问题，实际上是党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扩大政治影响、推动进步爱国活动的重要基地。”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瑊介绍说。
刘少文经常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代表的公开身份出席聚餐会，通报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增进了党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互相了解、团结和合作，使上层人士从抗战危机的教训中认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许多疑问和谣言经过解释也逐步消除了。
巩固扩大统战基础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上午10时左右，日军在细雨中从苏州河各桥梁分路开入公共租界。上海全面沦陷，进入了“一个低气压的时代”。
此时，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提出“更深入、精干、隐蔽”的要求，强调把各项工作从适应于租界孤岛的环境，转变到适应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环境。1942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奉命撤退到淮南根据地，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和警察特支6个系统，创造性地执行“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政策，开展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革命力量得到了保存、积蓄和壮大。
扬帆曾回忆当年文协的文化支部：“为了商量具体工作，每周由钱俊瑞请汪光焕和我到他家里吃顿饭，以此形式作掩护，开碰头会议……沙文汉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他领导文委书记孙冶方，本是我们支部更高一级的领导，但沙文汉的作风很深入，为了了解具体情况，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经常直接到我家里来，和我一道商量工作。”
“地下党还开展了保护进步文化力量、抵制日伪打击迫害的活动。”李瑊说。1941年12月15日，日本宪兵队逮捕了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进行威逼利诱并施以鞭挞、电刑等，妄图得到进步文化界的信息。许广平坚贞不渝，表现了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气节。经打入汪伪内部的中共特别党员袁殊等人营救，许广平在被捕76天后带伤出狱。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与一些坚守在沦陷区的党外人士密切配合，充分利用公开身份，开展秘密行动。赵朴初主持的上海难民救济机关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动员难民去浙赣开荒自救的名义，把近千名失业工人和青年学生送往新四军。宗教界的旗帜性人物——丁光训，以教堂为阵地，在团结抗日、争取民主和联合国际力量反对法西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45年春，上海地下党邀请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到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让他们亲眼看见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决心和成绩，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对共产党的了解信任。上海培福药厂厂长闻余堂，主动表示愿意到根据地去看看，经党组织安排到淮南根据地参观后，他不仅让自己的儿子留在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卫生部的工作，而且在上海医药学界产生了很强的辐射效应。在闻余堂的影响下，一批沪上医药专家纷纷前往淮南根据地参观，有的还毅然告别大城市投奔根据地参加革命。
正是在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中，党与党外人士结下深厚情谊，为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多党合作格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宝
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欢送一批青年学生奔赴抗日前线时的讲话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要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中心的团结。
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写的发刊词中，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8年以来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强调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紧接着，毛泽东又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从中国国情和革命历程的特点出发，系统闸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法宝，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