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璐诗1933年10月在上海。照片由作者提供

在上海宋庆龄陵园东侧，肃静的外籍人墓园里，安息着一位奇女子：魏璐诗。
她是宋庆龄的挚友、外文专家，她生命的近3/4旅程在中国。2006年，她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933年秋，25岁的魏璐诗乘一艘欧洲驶往亚洲的邮轮来到上海，时间长达一个月。她为爱情来，却以失恋告终。她本该返回维也纳，却如中了魔咒般留下。她的命运从此和中国血肉相连。
魏璐诗是出生在奥地利的犹太人，系维也纳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但她一生最骄傲的是——“我是个中国公民”。
1933年至1937年，魏璐诗在上海的时间，短暂又多彩的日子，奠定了她钟情中国、魂归华夏的基调。
为上海而流泪
365bet网1933年9月，魏璐诗的父母亲为她远行上海深感担忧：她是家中独生女，家境优渥，而其时世界处于动荡中，日本侵略者已在践踏中国东三省，中国国内也战事频仍。“我只去三个月。”她让父母放心，自己此行是作为短期学者去中国实地考察，并将自己在中国的内容做成节目，在维也纳电台播出。其实她心中有个秘密：4年前的暑期英国游，她邂逅了一位上海留学生，话题是中国哲学——深奥平和，别样的上下求索，趣味盎然。在对中国哲学产生兴趣后，她要直接去了解中国社会。“更要命的是”，她爱上了这个上海青年。为此，她学中文，选修中国哲学，并以此为毕业研究科目。
为情而来，更深地聊，却终于认清“彼此理想不同”，爱情之路在上海戛然而止。
是离开这个伤心地，还是留下来？
她竟然选择留下。因为什么？因为她“了解马克思主义，不在讲德语的马克思的故乡，而是在远东的上海”。她在此结识了“一群外国同志”：路易·艾黎、马海德、耿丽淑，之后还有史沫特莱。
初到上海，魏璐诗接触到的其实并非美好，而是令人厌恶的“震惊”。震惊源于路易·艾黎提供的“参观上海工厂的机会”。她以红十字医院名义，去检查工厂的工作环境，看到全是违规操作的“合法生产”：触目的破墙烂屋，工人蜷缩在鸽笼般的空间，在溽热难耐的环境中，直接睡在肮脏的机器旁。作为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督察长的路易·艾黎，还讲述了令人发指的事：在一家胶鞋厂，一台锅炉爆炸，死伤许多中国工人；在另一家工厂，由于厂主堵住后门，工人无法逃出，一场大火造成了巨大伤亡。
上海许多的企业主是西方和日本老板。工会被严格禁止，密探遍布。棍子与皮鞭虐打着只想透一口气的反抗者——中国工人。
为这样悲惨的上海，魏璐诗流泪了，“相比之下，连但丁的地狱都属于度假屋了”。
在上海，魏璐诗有条件过安逸的生活。除了为维也纳通讯社写稿，她还得到一份上海犹太人学校的教师职位。欧洲基督教青年会在静安寺路上，那里有泳池大厅，她一周两次去那里休闲放松，中午做操，之后畅游，运动毕在餐厅享用午餐——有色拉、司康饼和玛芬蛋糕。她还去过南京路上着名的巧克力店餐饮。
但安逸的生活不是她到上海的目的。她有语言天赋，通晓六七个国家的语言。因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让她同情底层及反抗的民众。志同道合者开始向她伸出友谊之手。1934年下半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寻她而来。
魏璐诗这样描述第一次见面的史沫特莱：“个子瘦高，戴着一顶宽檐帽，低低地拉下来遮住脸。”史沫特莱比她大16岁，却“像一个热情四射的光团”。
从此，魏璐诗在上海的生活更具战斗性及风险性。
一天，史沫特莱叫她去做口译。接到此任务，魏璐诗用嘶哑的声音，给自己职场的上级打电话请假：嗓子很痛，发烧，须卧床休息一周。然后她带着“工作的大包小包”，来到史沫特莱霞飞路上的培恩公寓。到那个公寓，务必小心，绝不可以从一个进出口出入——史沫特莱特别告知。登楼入室，她发现屋子里竟隐藏着一位来自苏区的红军干部。那时，红军正从江西根据地撤出，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长征。
这位红军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魏璐诗口译，史沫特莱记录，之后被写入了史沫特莱的新书《中国红军在前进》。
工作完成，她们送那位红军离开居所，魏璐诗看见史沫特莱此时充当着一名警卫：她手里暗暗握着一支左轮手枪。魏璐诗为之肃然，“她（史沫特莱）的决心令我震撼”。
震撼到心的魏璐诗，同时“看到一个生病的巨人，在慢慢地站起来”。
智慧的“双面人”
上海香山路7号——曾经，这里是莫利爱路29号，为一幢砖木结构的欧洲乡村式小洋房，三面环以冬青、玉兰和香樟。1935年农历新年，魏璐诗第一次上门，拜访居住于此的宋庆龄。
对这次见面，她印象深刻：在宋庆龄家中，她品尝了一道入味的华南小吃——杏仁乳。
对宋庆龄与外国友人交往历史颇有研究的沈海平说，和宋庆龄见面后，魏璐诗即成为“宋庆龄的密友”，彼此常见面，却又“颇为神秘”。因为在其研究的资料中，找不到一张魏璐诗与宋庆龄的单独合照，不见一纸两人的往来信件。但在宋庆龄与诸多外国友人的信件中，一次次充满情感地提起魏璐诗，关心她的行踪及个人生活状态。如多年后的1942年，宋庆龄给王安娜的一封信中这样表述：“我希望璐诗能来。我匆匆赶回来，就是盼望见到她。”
魏璐诗1999年在德国出版的《在中国的岁月》：“在此（上海）我做起了双面人。我们之间互相认识，但不会刻意宣传。‘我不知道的就不会伤害我。’我反感写日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甚至是通讯录和笔记本，都会让人们成为怀疑的对象。”
保护自己，更保护别人。看似耽于一个“懵懂的不知情者”，实则不留下给人抓住把柄的蛛丝马迹。
魏璐诗的挚友路易·艾黎亦为当时的“双面人”。他在英租界任要职，居住在愚园路1315弄4号。这是一幢砖木水泥结构的三层西式楼房，室外有扶梯可直达二楼居室。底楼有会客厅和餐厅。沿弄堂往内有汽车库。其住处幽静，当年有谁知晓他“国际主义战士”的背景？中共组织借此处开展秘密工作，这里亦为地下党的碰头地点。宋庆龄还借他的寓所三楼房间架设了秘密电台，与江西苏区取得联系。
1935年11月的一个深夜，宋庆龄及这一群“洋人”聚集在路易·艾黎愚园路上的寓所。在三楼这间幽静小屋，通过秘密电台，传来一则有关中共中央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历经千辛万苦长征的红军，终于到达陕北！
20世纪史沫特莱、魏璐诗、路易·艾黎、马海德……在30年代初中期的上海，他们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洋人”，既是不畏艰险的逆行者，又是特殊的奋斗者，环绕在宋庆龄周围，尽其所能发出自己的光热。
有个镜头，让当年的魏璐诗记忆深刻：为反对统治者的倒行逆施，1935年12月26日，一群年轻人在南京路上的百货大楼前集会，突然，传单从百货大楼屋顶上如雪花般落下，等警察赶到时，“罪犯”大都杳无踪迹，当然也逮捕了一些人。“我们不想成为亡国奴”，这是魏璐诗听到、看到的传单里的内容。
前路虽迷茫，灯塔在闪烁。留在上海的魏璐诗，内心满是憧憬。
让“散沙”凝聚
魏璐诗一次次推迟回欧洲，最终无以归家。二次大战中，无数犹太人被德国法西斯屠杀。在惨死者中，就有魏璐诗的父母——他们在集中营离世。
匆匆一别后，从此两相隔。
当年她看到最坏的上海，也是让她激情燃烧的上海。在欧洲，早听到中国是一盘“散沙”，但在上海，她看到一批坚韧不拔的人，立志要将“散沙”汇聚成强大力量——历史性改变的前景，让魏璐诗无法遏制地沉浸其间。

1935年冬，魏璐诗（左）在南翔镇参加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活动。

有张黑白照摄于1935年冬，地点在上海南翔镇，魏璐诗和一个中国青年，左右各一边，举着竹竿扯起的高大横幅。横幅上，画着愤怒的中国人正痛打日本鬼子及汉奸。
再以后，全国性抗战热潮兴起，宋庆龄领衔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魏璐诗由此结识了一批中国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都主张：国家不可分割，反抗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魏璐诗相识并敬重的陶行知向她介绍“小先生运动”。即让工厂的学徒工在一天工作后，接受定期的教育培训。而他学到的知识，必要传授给另一个工友——如此，无数的小先生接力棒似的诞生。他让魏璐诗理解：这也是让“散沙”凝聚起来的好方法。
风雨如磐的日子，坏消息蓦地传来：1936年12月的一个凌晨，约3点多，魏璐诗在法租界家中的电话铃尖锐响起。是位男士来电话，讲法语，急迫地告知她：她的挚友史良被抓了。这就是震惊国内外的救国会领导人被捕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中包括银行家、着名律师、教育界知名人士、新闻界翘楚。“蒋介石想让所有反对派领袖闭嘴。”
险峻的日子，让魏璐诗感受到宋庆龄非凡的镇静和勇气。宋庆龄到关押七君子的苏州监狱，一字一句说：“既然他们爱国，要求抗日，他们入狱，我也要求抗日，所以我也应该进监狱。”全民闻之激奋。
在此期间，魏璐诗“被委以重任”，动用其上下通达的关系，给法租界（警务）管理处写信，以确保宋庆龄安全。很快，法租界管理处有人来到宋庆龄家，向她作出庄重承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其安全无忧。
散发人格魅力的宋庆龄，决不做“散沙”的中国人，让魏璐诗爱之深切。
为鲁迅而恸泣
那是一张1936年10月拍的照片。照片上，鲁迅坐中，身着深褐的长衫服，两颗葡萄纽扣在右胸襟处。一脸瘦削的鲁迅，眼睛望着自己的右侧，似在专注倾听，亦似舒眉微笑。被鲁迅注视的这位女子便是魏璐诗。她一脸灿烂笑容，颈垂一个白色蝴蝶结，穿着玄黑正装，一手握报刊，一手端着水杯。随意而热情的氛围。近景是一张深色小茶几，茶几上一个玻璃花瓶，瓶里盛放着时令鲜花。
魏璐诗最后一次见鲁迅在1936年10月8日。那天是在一个木刻展上，许多年轻的艺术家环绕着鲁迅，询问他对木刻作品的评价。
因为史沫特莱，魏璐诗见到了鲁迅。而鲁迅也与魏璐诗一见如故。魏璐诗多次见到鲁迅，还单独前往，到鲁迅“住在城市北边的排房里”。一次去拜访时，鲁迅向她展示一本大幅画册，画册用细腻的宣纸制成，上面是珂勒惠支的画。珂勒惠支在欧洲享有盛名。可这样高级的艺术品，在上海只售两个银元。鲁迅向她解释：“两个银元对我们朋友来说，已经很多了！”所谓“朋友”，普通大众是也。
鲁迅对魏璐诗的解释，让魏璐诗联想到，在上海，人们生活如此两极分化，却完全没人关注。而她渴望更深刻地了解鲁迅时，1936年10月19日——在她最后一次见到鲁迅后的第11天，鲁迅因病去世。
那一年的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几乎所有人的眼光都投向“抗战的热土”。但那一年，在魏璐诗眼里，鲁迅的离去，猛烈撞击她的心，和影响深远的西安事变一样重要。尽管她当时对鲁迅“知之甚少”，但这不阻碍她对他的爱戴。无数人痛哭失声，那么多人送别他。而走在送别队伍最前面的，是她同样崇敬爱戴的宋庆龄。
和鲁迅在一起一次次欢笑过的魏璐诗，因鲁迅的离去，悲伤恸泣。
“我的中文名不能读错”
七七事变后魏璐诗离开上海，前往中国内地，投入抗战烽火。
魏璐诗一生两次入中国籍，一次是1939年，一次是1955年。
魏璐诗一生爱过两个中国人，并在20世纪40年代嫁给了其中一位，诞下两个可爱的儿子。但最终，她爱的人沉湎于自己的专业技术，滞留国外。1951年，她离婚，带着两个年幼之子，“备尝艰辛”地从美国辗转回北京。在北京，她成为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英文专家，《人民画报》社德语专家，撰文着书不辍。
她无法离开中国，即便要付出痛苦的情感代价。
1985年，魏璐诗在相识鲁迅50年后，写下长时期读其作品后一本感悟的书：《文豪鲁迅》。
1986年春，魏璐诗从北京来上海，为在上海的耿丽淑庆90岁寿。同聚的其他老友是20世纪30年代她到上海遇见的同路人：路易·艾黎、马海德。他们在一起，“像孩子一样欢笑”。
沈海平说，当年她供职中国福利会未久，魏璐诗特意招呼她到跟前，切嘱：“我的中文名（英文为Ruch Wciss）不能读错：魏，是中国曾经的王朝名；璐，指玉；诗，代表中国的韵文、诗或颂。尤其最后的诗，绝不是外国人常用的‘斯’，或露丝的‘丝’！”
真切斯言，今犹在耳。
（原题为：《魏璐诗，长眠于宋园的外国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