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指出：“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一片甲骨惊天下”的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拥有包括甲骨文在内的诸多重大发现，展示了中国辉煌历史和中国考古巨大成就，在中华考古史、中国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殷墟是殷商文化的重要发现地。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至今已经历90多个春秋，是中国考古发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综合看来，殷墟考古主要有以下收获：一是基本搞清了殷墟的总体布局和结构。安阳西北洹水两岸，以小屯村为中心，形成周边约36平方公里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其中，小屯村东北为宫殿宗庙基址，有明显的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建筑格局，小屯村北发现有制玉作坊，小屯村南发现有制作青铜器的铸铜作坊遗址，北辛庄南、大司空村南等均发现有制骨作坊遗址。洹水北岸的侯家庄、武官村一带为王陵区，共发现大墓13座，包括武官村大墓、妇好墓等，有一定数量的人殉与人牲以及排列密集的人祭坑。二是发现了洹北商城。盘庚迁殷之初的商城位于洹水北岸保护区北部，城垣近乎方形，南北2.2公里、东西2.15公里，城内四周有大型夯土基址30余处，城内北部分布有以房址、水井、灰坑为代表的居民点。三是青铜器等商代文物的大量发现。殷墟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青铜器，包括礼器、酒器、兵器、乐器等，以鼎、觚、爵、尊等较为常见。除青铜器外，殷墟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四是甲骨文的发现。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殷墟是殷商历史的主要确定地。由于时代较早，历史文献记载过于简略，殷商历史除商王谱系以外的更多细节无从知晓。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向我们展现了殷商历史。在通过甲骨文确定殷商历史的诸多学者中，罗振玉考释出大量甲骨文单字，提出了至今仍被学界遵守的甲骨分类，而且明确了甲骨文出自安阳小屯，判断甲骨卜辞为殷商王室遗物，小屯就是商代都城“殷墟”所在。王国维将甲骨文字与殷商历史研究相结合，对甲骨中的商王谱系与文献进行实证研究，使殷商历史成为信史。郭沫若作为历史学家、甲骨文和金文研究大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古代历史相结合开展研究，深化了对甲骨文和殷商历史的认识。董作宾于1928年在小屯附近首次进行考古发掘，并陆续主持八次殷墟发掘，首次提出由“贞人”之名推定甲骨断代，并提出甲骨断代五期十标准说。已被释读的甲骨文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方方面面，如阶级与国家方面、社会生产方面、思想文化方面等，全方位展示了商代丰富的历史，极大弥补了商代文献的不足，对中国早期历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殷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早期发展的核心奠基地。殷墟发掘对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一是培养了一支现代考古的专门队伍。主持过多次殷墟发掘的李济、梁思永等人，成为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和知名学者。二是促进了考古技术与方法的改进与提高。首次殷墟发掘，采取轮廓法、集中法、打探法的工作步骤，取得了初步收获。第二次发掘则对小屯等地进行了地形测量，对器物做了记录，对地层进行了划分，对器物的型式进行了区别。第三、第四次发掘均采用“卷地毯”式的探查方法，对建筑遗迹的揭露有较多帮助。第六次发掘则解决了“坑内套坑”的现象。第九次发掘甚至找到了后岗的一段龙山文化夯土城墙。第十三次到第十五次发掘，打破坑位的限制，利用“平翻”的技术辅以行之有效的深度测量和比例照相，取得了较好效果。三是推动了早期考古文化体系的构建。殷墟的发掘不仅为我们认识晚商文化奠定了基础，也使我们对中原地区早期文化有了初步认识。比如，1931年通过发掘后岗遗址，发现了殷商—龙山—仰韶“三叠层”，科学确定了若干文化之间的关系；1933年通过发掘浚县刘庄村、滑县小屯村和浚县辛村，确证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殷商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随着多种遗存的调查和发掘，殷墟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早期发展的核心奠基地。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对殷墟的探索让我们对“何以中国”的认识更加清晰。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着，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继续重视和加强考古工作，继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作者为河南大学教授）
（原题为《殷墟考古的主要收获和重要意义（学术随笔）》）